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时任少将的沙龙在突破苏伊士运河后留影，此役成为他军旅生涯的得意之作
１９８２年６月，沙龙在特拉维夫，他策划和指挥了入侵黎巴嫩的战争
２００３年６月，沙龙与阿巴斯、小布什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参加美以巴三方峰会
２００５年２月８日，沙龙与阿巴斯达成停火共识 沙龙终结强人时代 从士兵到将军到总理，沙龙的一生，是现代以色列国家历史的缩影。 晚年沙龙的眼前没有谈判的对手，只有不可抗拒的意志。他撤出了自己率军占领的土地，在以色列的边境建起了隔离墙。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恐怖活动、来自犹太人的死亡威胁、同志分道扬镳、对手分分合合，都不能阻挡他缔造一个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共处的新时代的意志。 ２０世纪的最后５０年，中东强人四起、传奇迭出。沙龙作为热战时代的战争机器和冷战时代的政治强人，跻身传奇之列。然而，２１世纪到来的时候，他的朋友和敌人纷纷死去，强人时代行将土崩瓦解。历史选择他，让他用传奇的历史置换来的权力，亲手结束属于他的时代。 他确实是上个时代存活下来的政治上的庞然大物。笨重、坚定、专断、不容置疑。如果不是一次中风，这台政治推土机有机会把终结者的角色扮演到底。 强人倒下了，强人的时代终结了。未来呢？ 站在眼前的沙龙 沙龙战胜了一个个对手，但时间却是他最无情的敌人。 撰稿／刘 洪 一位以色列朋友曾对我说：这里不产生喜剧，有的从来就是悲剧。 ２００６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将沙龙推到了生命的悬崖边。一年前，他的老对手、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已在落寞中客死巴黎。 世事沧桑，总是一言难尽。我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４年常驻耶路撒冷时，巴以冲突正进入最高潮，我因采访机会，曾很多次与这两个老对手有过接触。很荣幸，在阿拉法特生命最憔悴的时刻，我被邀请与他共进午餐。我在耶路撒冷的住处，和沙龙的官邸只隔一条马路。我的一位外国记者朋友说：你是世界上离沙龙最近的记者。 但这并非都是好事，在两个杀红了眼的民族间采访，你必须经常地穿行在枪弹和怒火中。２００４年１月，一辆公共汽车就在沙龙官邸旁发生爆炸，我听到爆炸声赶到现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是我每次外出回家的必经之路，一位中国劳工也在爆炸中重伤，一度生命垂危。 其实，巴以很小，小到很多人可能都无法想象——我从沙龙官邸驱车，前往拉姆安拉阿拉法特被围困的“穆卡塔”，一般也就一刻钟时间。一刻钟，就是拉锯战的两端，一边是沙龙的磨刀霍霍，一边是阿拉法特的至死不屈。 鹰派、冷血、勇猛，是沙龙大半生留给世人的印象。摄影记者也喜欢突出这一点，他们总是会寻找各种角度，拍出沙龙鹰眼圆睁、不怒自威的镜头。 我在耶路撒冷的同事、摄影记者高学余就很佩服沙龙的奸猾。老高家里的墙上，并排挂着他拍摄的沙龙和阿拉法特的两幅照片。右边一张照片中，沙龙正在摘眼镜，目光斜视，正好对准左边的阿拉法特。用老高的话说，沙龙似乎在说：“老小子，瞧我怎么收拾你？” 阿拉法特呢？则目视前方，一脸刚毅，好似在回应：“有种你就过来，我奉陪到底！” 但这只是过去式的沙龙，而且并非全部。 在我眼中，沙龙还表现出一个老人的慈祥。在很多次记者会中，他很喜欢笑，而且总是笑得很欢——不是那种政治家挤出来的虚假、做作的干笑；他的笑，淳朴，真切，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再加上短小肥胖的身材，也让人很受感染。 与阿拉法特握手，我更多感觉到的是阿拉法特手中的力量。阿翁总是喜欢很用力地握你，然后把你拉到紧贴自己的地方，最后面对镜头，露出领袖的微笑。这是魅力。我的同事钟翠花女士，甚至因此在一次采访后走出大门时，回头对阿翁说：“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我爱你）！” 沙龙则不同。他的手白白胖胖，非常柔软，他总是轻轻和你一握，然后又抬起头，冲你微微一笑，很少说话。那种略有些诡秘而亲切的笑容，像是长辈在问你一些你不愿回答的问题，又像是一个小孩子对你做了坏事以后的自我解嘲。 在两个人的晚年，当阿拉法特最后身陷“穆卡塔”，面临以色列坦克的狂轰乱炸，沙龙则正步入人生的巅峰。他牢牢掌控着局势，他是以色列历史上继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后最强势的领袖，因为他撤离加沙的举措，他又成了和平最可靠的朋友。 每一个领导人都在努力跟时间赛跑。阿拉法特无疑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建国梦想，但最终却客死巴黎，魂归拉姆安拉，可怜他葬身的官邸，被沙龙的军队摧毁得净是弹眼、废墟。 沙龙也加快了自己的步骤。他与阿拉法特的继承人阿巴斯谈判，他果断撤离了加沙——他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推进他的单边计划，力求以部分土地换取和平。 定居者指责他“投降”、“叛国”，沙龙回应说，作为一个为以色列浴血奋战的老兵，“这里没有一个人对祖国的感情，有比我更深。”面对利库德内的分歧、定居者的辱骂、多位阁员的拂袖而去，他被迫一再改组政府，几次濒临倒台境地。但他依然拒绝放弃。最终更是不惜退出利库德。 沙龙战胜了一个个对手，但时间却是他最无情的敌人。病魔似乎总比这辆“推土机”要快一步。去年１２月１８日，他轻度中风入院，情况不算太严重。医生本打算５日对他进行心脏手术，封堵心脏上引发中风症状的一个小孔。但就在４日深夜，沙龙突然重度中风，随即昏迷不醒并伴随脑部大出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一代豪杰，就这样以悲剧画上了句号，发人一叹，“长使英雄泪满襟”！■ 大潮淘尽中东英雄 沙龙的变故，不过是中东改朝换代大潮中的一部分。他是中东战争英雄主政时代的绝唱。 撰稿／刘 洪 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让以色列最后一位参加了五次战争的老兵退出了政坛，犹太人的“沙龙时代”结束了。 战争，创造了现代中东传奇年代，沙龙则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 但每一个史诗般的英雄，包括“生存大师”阿拉法特，“大马士革雄狮”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小个子国王”约旦的侯赛因，都最终没能逃过时间这个最无情的敌人。放眼中东，沙龙之后，再不可能有这样传奇的强人了。 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中东局势也正发生５０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伊拉克战争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生态，以色列战略优势更趋突出，美国军队直插阿拉伯心脏地带，新的中东政治秩序正在形成中。 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前首脑、战略学家海勒威预言：现在的中东，可能正发生一场比２０世纪初列强瓜分时更剧烈的转变。 国恨家仇 五次中东战争让阿以之间仇深似海，两次海湾战争让美国挥师沙漠。两伊战争，黎巴嫩内战，也门南北冲突，库尔德人起义，大大小小的冲突延绵不绝，无数平民的生命化为历史的尘烟。 中东战争期间，沙龙、阿拉法特等一个个风云人物以军人身份走上历史舞台。阿萨德、侯赛因、萨达特都曾长期在军中服役，阿拉法特是著名的游击战领袖，拉宾在１９７６年赎罪日战争时担任以色列三军总参谋长。利比亚的卡扎菲最喜欢别人称他为上校。已沦为阶下囚的萨达姆，也是军人出身并靠政变上台。 犹太人似乎赢得了每次战争，却注定无法征服数以十倍计乃至百倍计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如汪洋大海包围着以色列这个孤岛，却也无法将这有限的犹太人征服。 但强硬，勇猛，生命力顽强，是这些传奇人物的共同特点。 “生存大师”阿拉法特曾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１９８２年，黎巴嫩战争，时任国防部长的沙龙率数万以色列大军兵临贝鲁特城下，阿拉法特在危急中被迫登上一艘希腊舰船，漂向新的流亡之所。１０年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巴勒斯坦，他俯下身亲吻这片土地，泪流满面。 因为黎巴嫩的大屠杀事件，被称为“屠夫”的沙龙千夫所指，被迫辞职。 你死我活的斗争，注定阿以仇深似海，也注定了中东和平的命运多舛。 ２０００年“大马士革雄狮”阿萨德在壮志未酬中去世，“赎罪日”战争中叙利亚虽然前期有所胜利，但最终没能夺回戈兰高地。这是阿萨德至死的痛，１９６７年６月以色列侵占大片阿拉伯土地奠定直到今天的战略优势时，阿萨德刚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不久，目睹国家的惨败和耻辱，他闭门三天未见外人。叙以矛盾也成为今日中东最难化解的坚冰。 壮士断腕 以色列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佩雷斯在《新中东》一书中说：一场战争的结束，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经历过战争残酷的将军，有时确实更知道和平的可贵，更有媾和的决心和远见，也更能说服民众接受“痛苦的让步”。拉宾如此，沙龙也如此。 拉宾有一句名言：“相信我，２万或４万名示威者的呐喊，远不如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流下的眼泪更令我震撼……我是一个经历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 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支持萨达姆的阿拉法特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被迫放弃革命恐怖主义路线。他的橄榄枝和拉宾的橄榄枝连在了一起，“勇敢者和平”正式启动。拉宾、阿拉法特，还有时任以色列外长的佩雷斯，荣膺１９９４年诺贝尔和平奖。 “赎罪日战争”的惨烈，也使有远见的政治家陷入思考。以色列总理贝京终于体认到：犹太人不可能依靠枪炮获得安全；埃及总统萨达特也清楚：用武力从以色列手中收回西奈半岛纯属梦想。萨达特勇敢地对耶路撒冷进行了访问，随后缔结了１９７８年戴维营协议，撕开了阿以铁幕间的第一道缝隙，他和贝京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沙龙完全掌控政权后，他也面对现实开始转型。晚年沙龙有着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他以铁和血改变了中东和平进程：他撤离加沙，粉碎了极右翼犹太人的“大以色列”迷梦；他退出利库德集团，另起炉灶组建前进党，重写了以色列的政治版图。 此前，他不顾中东局势彻底崩盘的危险，“定点清除”了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及其继任者兰提西，封杀了阿拉法特，并建立了对以色列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隔离墙。 沙龙以“推土机”的作风，完成了从一个狭隘鹰派人物到一个理性政治家的转变，他的“狐步舞”让世界刮目相看。他的个人命运，已同和平进程紧紧相连。 但在中东这片淌血的土地，和平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１０年前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拉宾的生命，鲜血染红了他“和平终将实现”的讲稿。萨达特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英雄何竟仆倒”，这是一个极右翼犹太拉比以《圣经》中扫罗王被杀典故，向沙龙发出的“追杀令”。撤离加沙后，一些以色列极右势力视沙龙为犹太人的“叛徒”。以总统卡察夫也警告：小心拉宾的悲剧在沙龙身上重演。 但最难以预防的敌人，却是时间。 ７７岁的沙龙显然明白这一点。他最近两年以让他的追随者喘不过气的快节奏推出重大举措，就是在和时间及健康赛跑，但他毕竟廉颇老矣，力不能支了。 英雄末路，壮志未酬！这是个人的悲剧，何尝不是时代的悲剧？在萨达特、拉宾、阿萨德的葬礼中，同样的悲壮，扑面而来。 几度风流 在沙龙和阿拉法特之前，摩洛哥、约旦和叙利亚已由新生代领导人当政，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权力继承也在铺垫当中。 新生代大多在三四十岁，大致可划分为第四代——第一代，从二战到１９５６年西奈战争；第二代，从西奈战争到１９７３年赎罪日战争；第三代，从赎罪日战争到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第四代，海湾战争至今。 沙龙的情况有所特殊，他在２０００年后才上台，但他的影响，则早在西奈战争时即名扬天下。 事实上，在以色列政坛，也只有沙龙和佩雷斯属于“老一辈领导人”，其他人都可归为“少壮派”，如利库德集团新主席内塔尼亚胡、工党主席佩雷茨和沙龙的第一副总理奥尔默特，都是小他们约２０岁的“孩儿辈”。 作为一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东强人，沙龙以过去两年的稳扎稳打，本已为自己奠定了中东问题“终结者”的基础。他希望在他手里彻底解决犹太人的和平与安全。但很遗憾，他最终仍必须把这个难题，留给以色列的新生代。 沙龙最后的转变，有其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但也是顺应了中东的历史大趋势：以色列的战乱环境在空前改善，正是媾和的千载难逢的时机；以色列民意正趋向“中间化”，渴望在局部让步的前提下实现和平。作为一个想留下政治遗产的战略家，必须有勇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 中东新秩序正在形成。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横亘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间的铁幕，已开始消除。 随着美国军队深入中东心脏地带，彻底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生态。同时，与以色列诞生之初，阿拉伯世界希望将犹太人赶进大海的情绪不同，现在的阿拉伯民众，已基本接受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 世易时移，沙龙在改变，其他中东国家也在转型。 阿萨德的继承人巴沙尔，已谨慎地向以色列伸出橄榄枝，要求就戈兰高地问题恢复谈判。叙以这块中东最牢固的坚冰，出现消融的迹象。阿拉法特之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库赖都主张和谈，也力主停止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哈马斯虽然保持着一贯的强硬，但放弃恐怖、走入政坛，也是一个大趋势。 沙龙的离去，让看似平坦的和平道路又拐了一道弯。这就是中东，总是平地能起波澜，让人无奈，也让人扼腕。 但时间，总会抚平一切。就像没有萨达特的埃及，未曾天下大乱，离开了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也在正常运转。缺少了沙龙，自有更年轻的新生代，他们虽然没有可与沙龙匹敌的战争资历和崇高威望，但也许，他们更有创造性的思维，去解决中东最棘手的问题。（本文作者著有《和沙龙做邻居》一书）■ 神坛上下的军事天才 对一个强人的标本来说，１９７３年以前的三次阿以战争，不过是高山出水前的地质运动，１９７３年以后的战与和，又不过是将他一次次留在高高的历史坐标上。 撰稿／汪 伟（记者） “正是我继承了以色列陆军的传统。”《中东战争全史》的作者，日本人田上四郎评价沙龙这句名言时说，“沙龙将军的这句话表现出来的直率、尚武的性格是犹太民族的特点。”一个将军化身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物，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准确与否另当别论，其中的是非曲直，实在一言难尽。 第一次中东战争（１９４７年），排长；第二次中东战争（１９５６），上校；第三次中东战争（１９６７年），准将；第四次中东战争（１９７３年），退役后被召回的少将；第五次中东战争（１９８２年），国防部长。沙龙从士兵到将军的上升轨迹，正好浓缩了以色列国家的历史。 个人经验和历史叙述纠缠不清，是强人时代的最好表征。１９７３年的战争是这条重合轨迹的顶点，也是一个转折点。 被以色列称为“通往和平的战争”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在１０月６日，这一天是犹太教宗教节日赎罪日，伊斯兰教斋月中的一天。这个Ｄ日（开战日）是主动进攻的阿拉伯军队精心选择过的，并且作为战争策略的一个部分，用于迷惑犹太人。事实证明，它像其他著名的Ｄ日攻略一样有效，也一样加深了仇恨和痛苦。 已经退役３个月并创建利库德集团的沙龙正准备参加当年１０月２８日举行的以色列国会大选，战前一天，他被召回军队，上演了从军人到政客前的巅峰大戏。 沙龙上演大逆转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６日下午２时５分，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分别从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进攻以色列。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战争开始２２分钟后，８０００名高呼“真主伟大”的埃及突击队员渡过苏伊士运河。６个小时后，８万埃军渡河，对运河东岸以色列“巴列夫防线”上的守军展开猛攻。到１０月８日晨，以色列部署在“巴列夫防线”上的１６个支撑点中，１３个已经失守。至此，以色列军队遭遇了１９４８年建国以来最惨重的军事打击。 战争一爆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立即动员预备役部队。５日，沙龙被召回军队。６日深夜，预备役师长沙龙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向以色列南部军区报告部队动员情况。当夜，沙龙师动员完毕，旋即开往西奈半岛前线。 １０月７日晨，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准将召开作战会议。沙龙因所乘直升机发生事故，未能到会。到７日傍晚，会议结束的时候，沙龙才匆匆赶到司令部，并立即向戈南提出作战计划，当场被否决。当天深夜，沙龙重提自己的作战计划，曾是沙龙部下的戈南对前上司的计划不置可否。 被后来的军事史家称为“性格软弱”的戈南将军，其指挥能力在战后受到了强烈的质疑。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８日，戈南首先对渡过苏伊士运河突袭的埃及军队战斗力估计不足，导致阿丹师在贸然进攻中损失惨重，又在一天中对沙龙师下达四次前后矛盾的部署命令，使其无所适从，战斗力无从发挥。而被后来的军事史家称为“性格刚强”的沙龙，两天之间提出三个作战计划，全部被戈南否决，导致他与戈南情绪上的强烈对立。 １０月９日，沙龙要求渡过苏伊士运河向埃及发动反攻。这个计划再次被戈南否决后，沙龙忍无可忍，越级直接向总参谋部提出了作战设想。 “我的脚已经伸进大苦湖里”，沙龙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说，“请你把这个情况转告总参谋长或国防部长，批准我实施渡河作战。” 虽然总参谋部表示了对戈南的支持，但戈南还是被沙龙的越级行为激怒。他向总参谋部要求撤去沙龙的师长职务。总参谋长拒绝了戈南的请求。而沙龙的密友、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达扬将军为了表达对沙龙的支持，反过来要求总参谋部撤去戈南的职务，由沙龙接任南部军区司令。 总参谋部同样拒绝了达扬的提议。最后，副总参谋长巴列夫被派往南部军区，履行司令职责。戈南愤愤表示，“即使巴列夫也无法控制沙龙。” １０月９日和１１日，沙龙提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渡河作战计划。１１日，他的计划被军事会议否决。果然不出戈南所预料，沙龙与巴列夫也产生了冲突。１２日，巴列夫要求撤除沙龙。未果。在此后１０天艰苦的胶着战斗中，巴列夫又两次提出要求撤除沙龙的职务。但是不仅沙龙的师长位置丝毫未动，总参谋部反而接受了沙龙渡河作战的要求。 沙龙的渡河计划一度受阻于运河东岸。１５日夜，沙龙师在这里陷入了与埃军苦战之中。１６日凌晨１点３０分，沙龙师开始渡河。当日清晨８点，沙龙已经指挥部队在西岸开辟一个半径为４公里的桥头阵地，并立即请求戈南让阿丹师渡河，以求扩大战果，但是被戈南拒绝。他故伎重演，向已经两次要求撤除他的副总参谋长巴列夫抱怨戈南独断专行，同样被巴列夫一口回绝。 １０月１６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１０天以后，沙龙师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而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联军正在以色列北部的戈兰高地向以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但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出现了。这一天，埃及总统萨达特表示，如果以色列撤除六日战争时占领的土地，阿拉伯联军准备接受停火。 此后至２２日之间，沙龙师和１７日之后渡河的阿丹师和马根师在苏伊士运河以西的埃及境内横冲直撞，将埃及的防空导弹发射基地破坏殆尽。１０月２２日拂晓，三个师长接到消息，当天下午６时５２分，联合国的３３８号停战协议即将生效，他们立即下令部队分别向南北两个埃及城市拼命推进。兵临城下之际，埃以停火协议生效。以军南下的阿丹师置停火协议于不顾，继续进攻。２３日联合国再次提出２４日上午９点停火的３３９号停火协议。阿丹师在协议生效前一举攻占苏伊士城，完成了对埃及第三军团的包围。 军人淡出，政客登台 从军事角度而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转折点是沙龙师成功渡过苏伊士运河。以军自此得以包抄埃及军队后路，一举扭转赎罪日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虽然桀骜不驯使沙龙和两位上司冲突严重，但军事天才的光芒仍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１７日晨，他在运河东岸头部受伤后负伤指挥，尤其增进了下级军官和士兵对他的仰视。战争结束后，士兵甚至在汽车上刷上了“阿里克，犹太王”的字样。 然而，和此前三次和此后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一样，反败为胜的“赎罪日战争”与其说是将军的战场，不如说是政客的舞台。一开始就高度国际化、被纳入超级大国全球战略的阿以战争，沙龙代表的将军们如同冰山在海面上锋芒逼人，而真正的政治推手却隐身在水底兴风作浪。从这个角度而言，说这次战争的主角是沙龙、达扬和伊斯梅尔（时任埃及国防部长），或者以色列总理梅勒夫人与埃及总统萨达特似乎都不确切，当时间淘洗掉战场上空的云雾时，真正的主角似乎变成了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变成了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基辛格和柯西金（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战争后期，美国和苏联分别直接向以色列和埃及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使两个都没有长期战争能力的对手将每天耗费数亿美元的血战进行了１８天之久。最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发出了战争威胁和军事动员。危机紧急关头，按照冷战期间奇特的游戏规则，美苏又默契刹车。联合国出面，以色列的坦克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狂热的沙龙一直积极主张尽可能扩大战果，增加战后谈判的筹码。但游戏已经结束。是军人淡出、政客登台的时候了。 沙龙作为战争英雄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面对《纽约时报》和国内媒体的记者，他摇晃着矮胖的身躯，积极攻击以色列军方无能，夸夸其谈又滑稽可笑。这进一步加强了国内民众对独手扭转乾坤的天才将军的狂热情绪。但是让人难堪的狂妄激起了其他高级军官的不满，最终，停战３个月后，总参谋长以泄露军事机密为由，取消了沙龙的后备役军官职务。他被赶出了军队。他作为民族英雄做的最后一件无视纪律的古怪表演，是未经上级同意就颁布了对自己的嘉奖通告。他发布命令，宣告沙龙师横渡运河是“所有胜利中最伟大的胜利”。 或许在他的某些同僚看来，天才不仅狂妄，而且愚蠢。但对在生死之间辗转反侧时期的国民看来，这场战争成了沙龙留给历史最夺目的形象。他借着这个恃才傲物的形象，将自己变成了１９３０年代以来强人辈出的世界上屡见不鲜的传奇中的一个。对一个强人的标本来说，１９７３年以前的三次阿以战争，不过是高山出水前的地质运动，１９７３年以后的战与和，又不过是将他一次次留在高高的历史坐标上。 理解将军的传奇易于理解政治家的远见，沐浴神坛上的光芒易于分析政坛上的阴暗。虽然第五次中东战争使他在阿拉伯世界背负了嗜血的名声，但老年的沙龙——或者说走下神坛而选择了政坛的沙龙——已经不复是那个狂妄的战争天才形象。但传说却牢牢地把他钉在１９７３年光荣而血腥的十字架上。■ 温情铁汉 这位军政巨人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 撰稿／金 姬（记者） 在外人眼中，沙龙脾气暴躁，寡朋少友。但在４２岁的二儿子奥姆里和４０岁的小儿子吉拉德心里，这位军政巨人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和沙龙私交甚密的以色列梅雷兹党主席尤西·萨里德也透露：“阿里克（沙龙昵称）是一个把家庭放在首位的男人。” 痛失长子 沙龙虽多次负伤，事业上也曾几起几落，但这些苦难都无法和痛失亲人相比。 １９５３年，２５岁的沙龙和２２岁的玛格丽特相恋６年后喜结良缘。玛格丽特是一名精神病护士，匈牙利裔，是沙龙家乡卡法·马拉尔村的大美女。婚后３年，儿子格尔出世。１９６２年５月６日，玛格丽特因车祸去世，留下３４岁的沙龙和６岁的格尔相依为命。 由于部队任务繁忙，沙龙请亡妻之妹莉莉照顾儿子。格尔很快就把小姨当作妈妈，莉莉也对姐夫十分崇拜，两人于１９６３年完婚。不到３年，莉莉就为沙龙添了奥姆里和吉拉德两个儿子。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４日，犹太新年前夕，沙龙居住的哈沙纳小镇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莉莉开车去特拉维夫购买年货，留下沙龙照顾３个儿子。１１岁的格尔带着两个弟弟在院子里玩耍。邻居家的孩子雅克夫·克里恩跑进院子，提议玩格尔的高级猎枪。这是沙龙的朋友送给格尔的生日礼物，莉莉一直不准孩子玩。格尔趁母亲不在、父亲打电话之际，把猎枪偷偷带到院子里。 克里恩用激将法让格尔将火药装进枪膛，然后接过猎枪，煞有其事地把枪口对准格尔：“不许动，举起手来！”格尔知道这样十分危险，急忙挥手说：“不许枪口对人！”话音未落，克里恩扣响了扳机，格尔惨叫一声倒在地上。 听到枪声的沙龙箭步冲到院子，只见格尔仰面躺着，满脸鲜血，身旁丢着一支老式猎枪。３岁的奥姆里急忙向父亲汇报：“格尔告诉克里恩别瞄准他……”由于家中唯一的轿车被莉莉开走了，沙龙抱起鲜血淋漓的格尔奔上大街，坐出租车火速赶往医院。沙龙流着眼泪不断呼喊格尔的名字。当医生宣布格尔因抢救无效而死亡时，铁汉沙龙竟晕了过去。 在特拉维夫郊外的军人公墓，沙龙把爱子葬在前妻的墓旁。他在玛格丽特的墓前泣不成声：“戈莉（玛格丽特昵称），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格尔。你走后不久，格尔也来这里了。”下葬前，沙龙久久握着格尔冰凉的小手，泪流满面。他把对儿子的思念写在一张纸上，撕成碎片撒在墓前。最后，他和莉莉同唱《再相会歌》悼念亡儿：“……死之冷波，不能伤你。愿主同在，直到相会……” 虽然格尔之死纯属意外，但害怕沙龙报复的邻居克里恩一家很快就搬走了，从此杳无音信。难以平复丧子之痛的沙龙，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军队训练之中，也对莉莉和两个儿子更加呵护。 左膀右臂 随着沙龙从军界投身政界，两个儿子逐渐长大成人。当爱妻莉莉于２０００年３月因癌症去世，翌年沙龙出任以色列总理后，沙龙更是把两个儿子看作自己的得力“干将”。 次子奥姆里曾当过伞兵，后来投身政界，接替亡母成为沙龙的人际关系顾问，还当选以色列国会议员。他虽然在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同父亲保持一致，但态度温和许多。２０００年９月，沙龙不顾巴勒斯坦方面警告参观圣殿山前夕，奥姆里就曾试图制止父亲的鲁莽举动。沙龙十分器重奥姆里，曾表示：“要是我早听儿子的意见，２０年前就能当总理了！” 小儿子吉拉德从政兴趣不如哥哥，所以就替父亲打理家族产业——在内盖夫１５００英亩的“梧桐农场”，这座沙龙上世纪７０年代购置的农场，如今成了老人度周末的理想之地。小儿子继承了沙龙家族的务农传统，沙龙父亲就是一位出色的农民，沙龙本身也曾出任以色列农业部长。在这片“牛马成群，遍野鲜花”的美丽土地上，这位垂垂老者喜欢从５个孙子孙女以及自己饲养的绵羊中得到一丝慰藉。 沙龙身边的人说，总理在闲暇时最喜欢谈起自己的儿孙，而儿子牵涉１９９９年贿选丑闻很大地影响了沙龙的健康。如今，辞去议员职务的奥姆里和从农场赶来的吉拉德，寸步不离地守候在沙龙病榻旁。因为，他们既不愿失去一位伟大的军人和政治家，更不愿失去他们的慈父。■ 后沙龙时代中东变局 沙龙创建的前进党在３月大选中胜算最大。以巴关系的演变将随着沙龙的离去而变缓。 撰稿／苏庆先（记者） 以色列进入了“后沙龙时代”，巴以关系何去何从？《新民周刊》专访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殷罡，请他分析沙龙之后的以色列政坛和中东格局。 新民周刊：沙龙病重，让中东和平进程和其新组建的前进党的前途都陡添变数。在今年３月大选中，哪个党派获胜希望最大？是温和的前进党、利库德右翼还是后继乏人的工党？ 殷罡：应该是沙龙创建的前进党。尽管沙龙不在了，但构成前进党中坚力量的几十个主要成员已经无路可退，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阵营忍受羞辱。对政治理想和个人前程的追求，将促使他们在竞争新领导核心时同舟共济，在沙龙的光环和余威还没褪去之际高举沙龙的旗帜，将沙龙的事业进行到底，也就是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只要做到这一点，前进党就不会垮，就会继续得到选民的支持，因为以色列人渴望沙龙的事业后继有人。 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有机会，但机会很小。坦率地说，在目前以色列政坛上，能够独挑大梁的总理人选只有内塔尼亚胡。他当过总理，任内曾顶着压力向阿拉法特移交了巴勒斯坦１３％的土地，不是不接受土地换和平；在沙龙政府内，他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出色领导了以色列的经济改革和产业转型，是新一代治国良臣；他当过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懂得外交，演讲时口若悬河又极具感染力；他的父亲是利库德集团创始人贝京的老搭档，自认为是利库德事业继往开来的天然领袖；他哥哥是１９７６年率领以色列特种部队长途奔袭乌干达抢救犹太人质的指挥官，也是这次行动的唯一牺牲者，是以色列最出名的大英雄。 内塔尼亚胡本人也曾是以色列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军官，参加了１９７２年在本·古里安机场同劫持比利时客机的国际恐怖分子的惊险搏斗。在许多以色列人眼里，内塔尼亚胡一家是满门忠烈。但其本人的政治立场过于强硬，即便改弦更张，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让失去沙龙的利库德集团东山再起。 佩雷茨的工党根本出不了头。自佩雷斯被他抢班夺权逼走后，拉蒙等工党真正的第三代领导人也背他而去投靠了沙龙，工党不再是传统的社会民主党，而变成名副其实的劳工党。尽管支持率没有降低，人气还算旺盛，但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当了十年总工会主席的罢工专业户能当好总理呢？他现在急了，请求佩雷斯和巴拉克回到党组织中来，表示如果前进党中的原工党成员归队，前进党就只能得到１５个席位，重新团结起来的工党必将赢得大选。佩雷茨现在似乎明白自己把佩雷斯、巴拉克和拉蒙赶走，闯了多大的祸。 新民周刊：去年，沙龙以鹰派立场著称的利库德集团内部，顶住了来自右翼的强大阻力，成功制定了从巴被占领土局部撤离的方案。这意味着沙龙政治思维发生了巨大转变，促使其变化的背后因素是什么？ 殷罡：还是那句话：不是沙龙变了，而是形势变了，或者说他的机会来了。沙龙从来是一个信奉主动出击的军人。１９７３年深入敌后扭转颓势拯救国家是这样，１９８２年发动黎巴嫩战争把阿拉法特的游击队赶到地中海对岸是这样，这一次把加沙这个烂摊子交给阿巴斯也是这样。支配沙龙行为的始终是这样的信条：用阿拉伯人最害怕的方式对付阿拉伯人。 撤离加沙之前，最聪明的巴解组织领导成员早就说过：这是阴谋。以色列撤离之后的加沙局势，说明沙龙确实让对手变得被动了。换句话说，他当了好人，暴露了坏人，这个坏人就是阿克萨烈士旅之流根本靠打打杀杀过日子的人。在这些人面前，阿巴斯很难摆脱被动地位，因为采取主动就意味着内战。巴勒斯坦大选之后，阿巴斯会更被动，因为哈马斯变聪明了，很可能以合法手段争得议会的３０多个席位，法塔赫再也不能一家说了算，巴勒斯坦的多元化内政将给以色列的主动出击式的脱离接触政策带来更多的借口和便利。 总之，在沙龙将军眼里，勇于创造历史的拉宾并没有看透阿拉伯人；佩雷斯再有城府也摆脱不了书呆子气；巴拉克纯粹是个被阿拉法特哄来哄去的傻孩子；内塔尼亚胡也许代表着国家的前途，但还需要再历练历练；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怎样和阿拉伯人打交道，才懂得什么是战略，才是在当前国家和人民的引路人。时间长了，以色列上上下下也终于明白，就连佩雷斯和巴拉克这两位敌对政党的领袖也心悦诚服地表示：“只有沙龙。” 新民周刊：沙龙的病重甚至离去，对巴勒斯坦人意味着什么？有评论认为，巴勒斯坦人可以说是对沙龙极为痛恨，但同时又敬重他的政治勇气，他们害怕沙龙的继任者会偏离他的温和路线，您对此怎么看？ 殷罡：在巴勒斯坦人眼里，沙龙是最厉害的对手。他们恨他、怕他，但也对他服气，很看重他，甚至敬重他。他们知道，沙龙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国王式的人物。在沙龙面前，耍花招是没用的，只能坦诚相见，接受他的安排，否则就会招致严重后果。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巴勒斯坦人未必不能得到最大的好处。因为沙龙在２０年前就说了：“正是我将建立起巴勒斯坦国！”至于巴拉克那样的好人，即便向巴勒斯坦人承诺了很多，但却无法兑现，因为沙龙不同意。怪不得阿拉法特对巴拉克６年前提出的幻梦般美好的和平条件不屑一顾。沙龙之后，换了任何人，都不会有沙龙那样的权威，而没有权威就意味着没有解决。 新民周刊：按照您的观察，沙龙开启的对巴温和路线还能坚持下去吗？ 殷罡：沙龙执行的并不是什么温和路线。人们认为他温和了，正说明他的高明。实际上，沙龙政策的实质是在以巴关系上变被动为主动，不再受巴勒斯坦极端势力的调动，不再干那些以暴抑暴的挨骂的事儿，而是以退为进，大胆让出土地，让巴勒斯坦人背上管理包袱，承担安全责任。无论是撤出加沙还是修建隔离墙，都是在逼着巴勒斯坦尽早建国，尽早摆脱以色列的安全、经济和道义负担。沙龙不在了，不打天下的人从来不敢让天下，沙龙的后继者很难像沙龙那样玩大手笔，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沙龙的下一步单边计划，即在约旦河西岸大幅度撤离定居点，完成同巴勒斯坦人的隔离，实现“你过你的热闹日子，我过我的安静日子”的终极目标。可以说，以巴关系的演变将随着沙龙的离去而变缓。 新民周刊：沙龙病重的消息传出后，他的朋友和敌人反应各异。您认为谁是他最重要的朋友和敌人？他对以色列和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有多大？ 殷罡：那些放鞭炮发喜糖的人并不是他最重要的敌人。沙龙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干掉他们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然后把他们封闭在隔离墙里，让迟早会脱颖而出的巴勒斯坦新强人把他们收拾干净。沙龙最重要的敌人来自内部，但这样的敌人在他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候已经越来越少了，形不成气候。如果上帝晚些时候再把灾难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完全可以在没有真正敌人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也是不少人在沙龙病危后普遍感到惋惜的原因。 至于朋友，沙龙的朋友很多，甚至他的敌人也是他的朋友，因为这个人爽快。一定要指出他最好的朋友，那当然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做梦都想实现阿以和平，阿以和平的实现就意味着美国摆脱了这片根本没有石油的贫瘠土地的安全负担，也会使恐怖分子失去一个发动恐怖活动的非常重要的借口。 沙龙的好朋友还来自中国。中国人都知道，正是沙龙大骂巴拉克背信弃义撕毁了向中国出售预警飞机的合同。北京通县的农民也不会忘记，那个叫沙龙的以色列大胖子部长在前往以色列示范农场的途中，突然命令停车，笑得合不拢嘴地帮助中国农民在公路上违章晒麦子。■ 奥尔默特：“第一心腹” 奥尔默特一家一直都把哈尔滨作为“第二故乡”。 撰稿／刘 洪 在以色列政坛，第一副总理奥尔默特一直被认为沙龙的“第一心腹”。沙龙入院后，他旋即出任代总理，主持日常事务。作为一个政坛老将，时年６０岁的奥尔默特已被推到以色列政治舞台的中央，成为沙龙政治遗产的第一继承人。 “后沙龙时代”主角 精明，干练，充满热情。这是奥尔默特给人的第一印象。 笔者在常驻耶路撒冷时，曾对他进行过专访。但不管是在哪个场合，奥尔默特都不像有些领导人固守官僚礼仪、正襟危坐。他讲话总是伴随着热情的手势，并喜欢跟你唠家常，一如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没有一点官架子。 奥尔默特在政坛已闯荡多年，勇于决断，具备一个领袖的素质。早在３０多年前，他即当选为以色列利库德集团议员。１９８８年，他成为当时沙米尔政府的不管部长，后又出任卫生部长。从１９９３年起，他担任耶路撒冷市长长达１０年，其干练的施政才能，奠定了他更上一层楼的基础。 １９９９年在和沙龙竞选利库德集团主席时，奥尔默特落选，但他和沙龙的关系却日渐亲密。２００３年，沙龙邀他出任第一副总理兼工贸部长，成为沙龙最倚重的干将。当利库德内讧、强硬派领袖内塔尼亚胡不满沙龙辞职后，奥尔默特更临危受命接任财政部长职务。 在围困阿拉法特、清除亚辛、修建隔离墙、撤离加沙等沙龙一系列重大举措背后，都有奥尔默特的影子。很多时候，都是他先向外界透露重大决策口风，试探外界反应，然后让沙龙决定是否付诸实施。 沙龙和奥尔默特的接近，很大程度上缘于两人政治立场的高度吻合。两人都曾为利库德集团内的超级鹰牌，奥尔默特甚至更加极端，他支持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都纳入以色列版图，他还反对当年为埃及媾和撤离西奈半岛。 但两人立场后来都转向务实。奥尔默特是沙龙撤离加沙计划的最坚定支持者，当沙龙决定退出利库德时，他又是第一个坚定跟随者。尽管沙龙尚未来得及为他的前进党制定政治框架，但由奥尔默特作为继承人来领导前进党进行和谈，应该也是沙龙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这也对中东和平进程有利。 前进党被认为是沙龙的“一人党”，沙龙的变故不可避免地冲击这个新生政党的未来。但民意也显示，即使沙龙缺席，由奥尔默特出任领袖，前进党仍可望赢得大选。从未来看，以色列政坛利库德集团、工党、前进党三党鼎立的局面不会改变，前进党将很可能是大选的最大赢家。 作为沙龙继承人的奥尔默特，必然是“后沙龙时代”的一个主角。 哈尔滨是“第二故乡” 值得一提的是，奥尔默特与中国渊源深厚。１９１７年，他的祖父携带家人从俄国移居中国东北哈尔滨市，他的父母在这里长大、恋爱，结为伉俪，并参加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奥尔默特的祖父１９４５年去世后，就安葬在哈尔滨犹太人公墓。 奥尔默特父亲后来成为农业技术科学家，曾当选为以色列国会议员。但不管中以关系如何变动，奥尔默特一家一直都把哈尔滨当作“第二故乡”。 “我父亲临终的时候，他突然讲起了汉语，我听不懂他讲了些什么，但我知道，中国在父亲心中的地位，他将他最后的感情留在了那片土地。”在一次接受我们采访时，奥尔默特以这个感人细节作为开场白。 他还表示，他长久以来最大一个愿望，就是能早日到中国访问，希望能带父母去哈尔滨，可惜一直未能如愿。“我还从没有去过中国，我非常想前去我祖父的地方，非常感谢在那个时期，中国人对犹太人的接纳和照顾。” ２００４年６月，应中国方面的邀请，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和工贸部长的他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受到中方的热情接待。阴雨绵绵中，他由以色列驻华公使衔参赞欧慕然陪同，来到哈尔滨祖父的墓地，在黑色墓碑上，放上犹太人表达怀念的小石子。 奥尔默特深情地说：“这里安息着怀有犹太复国梦想的犹太人，他们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今天，我以一个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副总理的身份回到这里，就是想告诉他们：犹太人的复国梦想实现了！”■ 贝理亚：以色列能够挺过去 作为一个稳定和民主的国家，以色列能够度过现在的难关，继续发展。 撰稿／赵艳燕 就在沙龙将和平进程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手里时，他被无情出卖了——不是被他的对手或盟友，而是他老迈的躯体。这位以色列总理经受了一次“重大的打击”，生死难卜。他的状况对以色列及其人民而言，无疑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为此，本刊专访了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贝理亚 Ｅｌｉａｖ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先生。 新民周刊：副总领事先生，如果沙龙总理无法康复，这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 贝理亚：我们都在祈祷沙龙总理能完全康复，回到办公室。现在，副总理奥尔默特代理总理的职位，他很可能会担任这个职位直到３月２８日大选。有一点需要指出，至少在大选前，以色列政府的纲领和实行的政策会继续有效。作为一个稳定和民主的国家，以色列能够度过现在的难关，继续发展。 新民周刊：您觉得现在的情况和１９９５年拉宾遇刺后内塔尼亚胡掌权时，有相似之处吗？ 贝理亚：自前总理拉宾遇刺，已经过去１０多年了。内部骚乱、极端的条件和环境导致了暗杀的发生。拉宾留给我们的，是和巴勒斯坦签署的奥斯陆协议，因为他坚信这是推进和平进程的唯一方法，它能给以巴人民带来稳定与安宁，所以他这样做。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同意他的想法，对于他采取的路线也有颇多争议。但是今天的以色列更强大了，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同时，也学会了从过去吸取经验。 以色列的经济状况在不断改善，随着外国投资的涌入，失业率在下降，社会也更加稳定。我认为以色列的大多数民众希望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发展。 新民周刊：工党在将来会扮演什么角色？ 贝理亚：近日，许多领导人，像佩雷斯和拉蒙相继决定离开工党，加入沙龙的阵营，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党不会在将来起到关键作用。 迄今为止，在以色列的政治史上，两大重要党派始终是利库德集团和工党。其他中等规模的党派也存在了许多年，还有一些想成为更大、更具影响力的小党派。正因为这样，在３年前的上一届选举中，发生了３０多起政治运动，这些党派试图加入以色列国会，影响决策。 沙龙在没有成功说服利库德党成员支持他的观点后，决定采取一项冒险行为，成立了前进党。这个党派包含了老利库德党成员和工党成员。前进党的路线看起来似乎更左倾。直到现在，没有一名前进党的成员脱党，如果情况继续这样发展，前进党很可能会得到公众更大的支持。但是，在以色列政坛，事情往往会变得很快。因此，让我预测现在和三月底之后会怎样，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无论当时还有没有沙龙。■
责任编辑：金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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