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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雷达老师

核心提示: 兰州是他的故乡,北京是他青壮年的工作场域,而东莞则承载了他一部分的晚年生活。2010年年底,我从新疆南迁广东,在东莞遇到了雷达老师——他既是东莞文学艺术院的名誉院长,又是东莞樟木头镇“中国作家第一村”的村长。我在樟木头定居后,和雷老师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机会。我惊诧地发现,原来雷老师既是理性的评论家,又是感性的散文家;一方面他学识广博、目光深邃,另一方面,他又天真简单,充满好奇。

 

当我尊敬地称雷达先生为“雷老师”后,惊诧地发现他们是这样称呼的:“老师”。他们是雷达先生真正的学生,所以,他们得意而心照不宣地称呼——“老师”,根本无需用姓来加以区别。在他们的心中,“老师”是唯一的,独属于“雷达”的称号。我也想拥有这样的殊荣,可惜,我从未当过雷达先生真正的学生,只是听过他的几次讲座,所以,只能规规矩矩地叫“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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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雷老师的人生轨迹可分为三个阶段:兰州是他的故乡,北京是他青壮年的工作场域,而东莞则承载了他一部分的晚年生活。2010年年底,我从新疆南迁广东,在东莞遇到了雷达老师——他既是东莞文学艺术院的名誉院长,又是东莞樟木头镇“中国作家第一村”的村长。我在樟木头定居后,和雷老师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机会。我惊诧地发现,原来雷老师既是理性的评论家,又是感性的散文家;一方面他学识广博、目光深邃,另一方面,他又天真简单,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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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典型的西北人,雷老师的“南方定居记”并非一帆风顺,反而更像部武侠传奇。他先是看中了一套带地下花园的二手房,屋子宽敞,交了款,加紧装修。谁也没想到——无缘无故,煤气灶爆炸,腾起的火苗险些伤人;有一天,他坐在新买的转椅上说话,身子纹丝未动,却无缘无故地来了个四脚朝天,后空翻,吓得学生们赶紧上前抢救,幸好他经常打乒乓球,身手矫健,才未出大事;就在此时,雷老师发现,他的房子西北朝向,终年不见阳光。然而,他并不想就此打道回京,而是选择了换房。

于是乎,唇焦舌蔽,苦口婆心,签字划押,雷老师总算住进了一栋高层的屋子。虽说面积小了些,但采光好,倚山面市。于是乎,当雷老师伫立新居,凝窗眺望时,看到的不再是北京的立交桥,而是镶嵌于天地间的山水画:起伏的山丘,燃烧着绿火,中间是汪脸盆大的湖泊。有一日刮了台风,雨打在棕榈树上,让枝桠呼啦啦向左,又呼啦啦向右,“像女人披头散发”,雷老师如是说;于是乎,作为业主,他乘坐着小区免费的公交车,到镇中心去溜达,妥妥地当起来了“樟木头人”。

我们一干人,强行挤进雷老师的新居,一壶壶烧他家的水,劫掠他的好茶。泡的是绿茶,直接放在大玻璃杯里,用滚水冲。雷老师家的餐桌是长方形的,原木色桌面上未盖桌布;六把木椅也是原木色的,都没有铺坐垫。人太多了,椅子不够坐,有些人就歪在沙发上。聊的是什么呢?现在想来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每个人都大量大量地喝茶,大声大声地发笑,弄得玻璃窗外的棕榈树都哗啦哗啦。

大家挤眉弄眼,描述每个人都请客的“樟木头流水席生活”。雷老师禁不住煽惑,一拍桌子,大声宣布:“我也请客,你们定地方!”于是乎,两张大桌,围满了大人小孩,吃得喧嚣尽兴,唇泛油光,可他,却成为整个桌子上最不满意的人:“嗨,这叫什么菜呀,不是鸡就是鹅再不就是鸭,尽是些没肉的骨头!”他这样说,惹得一座粲然。

生活中的雷老师是朴素的,甚至是极为固执的。有一次开完会,他提出“想吃一碗面”——他的本意是简单吃点就行,可他忘了这里是岭南。大家到处去找有面的餐厅。找来找去,进了一家。面端了上来——是一堆黄色的、弯曲的、像方便面一样的面。他吃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他惊诧富裕的南方怎么找不到一碗“像样的面”。某日宵夜,端来虾饺,虽晶莹剔透,模样可爱,可一个笼屉里,只有袖珍的两个。别人劝他先吃,他气哼哼道:“这不是二桃杀三士吗?我如何下得了嘴!”等又端来两笼后,他才懒洋洋地举起筷子。吃下一个,味道自然不错,可他皱起眉,诺诺:“还是……来碗刀削面吧?!”这一次的宵夜,被他嘲笑了很久。

尽管雷老师不愿出席公众场合,愿意躲在家里读书写作,可只要镇里有人请他去讲课,他也都答应了,“应该尽点义务啊。”他去学校或读书会讲课,根本没有讲课费,可他讲得还是那么认真,不仅纵览整个中国文坛,还时不时举例说明,深入浅出,令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我有幸听过几次这样的讲座,每一次都认真地做着笔记,生怕漏掉一句话。我深深知道,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

迁居樟木头的作家,有些是雷老师的学生、同乡和文友,也有些是因其它原因而来。在这些作家中,有的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有的是籍籍无名的小作家,但雷老师对大家皆不分远近,一律地爱护、称赏和鼓励。每个人的作品风格,他都十分熟悉;每个人的新作,他都及时阅读;走到哪里,他都会如数家珍地细数村民的成绩。他鼓励大家不断向前,努力创作,磨练手艺。“记住,铁匠手里出的是硬货”“既要深挖一口井,也要多吃五谷杂粮”。雷老师从来不说理论术语,而是用浅显的语言把道理讲透。   

他总是苦口婆心,一派忠言逆耳也要说真话的样子;但他又总是一脸抱歉,在否定后又能为文章找到亮点。他从来都不会冷冰冰地居高临下。他的评论是温暖的,春风化雨的,锋芒毕露的。在某一次的发言中,他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是很难的……”。

我在樟木头住的时候,经常骑辆电动自行车,背着双肩包去镇图书馆写作。有一次,雷老师提了一下我的包,大惊:“怎么这么重!”包里装着笔记本电脑、水杯和几本书。他问我图书馆写作的效果如何,我说比家里好,家里太松懈。回到北京后,他打来电话,说自己也试着去图书馆写作。

雷老师赞叹村长办公室那么大,“堪称豪华”,可他在办公室坐的次数非常有限——他的主要活动场域还是在北京。许久没有返回樟木头了,他在电话了担心自己的房子,“会不会遭大冰雹?”“会不会发生泥石流?”

雷老师说自己喜欢坐火车的感觉,“拿上一本书,什么都不想地就看完了。”可他的会实在是多,于是我们笑他是“打飞的”。雷老师出门,总是拎着个黑色拉杆箱,里面塞着个银色保温杯。他穿衣服从来都中规中矩:长袖衫加外套,黑裤子加黑皮鞋。有一次听别人夸他的外套时髦,他羞涩地坦白:“嗨,捡我儿子的。”

雷老师其实是个麦霸。有一次饭后去唱歌,他让我们先唱,自己则认真地选择曲目。等拿起话筒,一首《坐上火车去拉萨》,被他演绎得有板有眼。后来读雷老师的散文《多年以前》,才获悉他母亲精通音律,曾当过音乐老师。也是从这篇文章中,我才获悉雷老师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也许这个节点,是打开雷老师一生的钥匙——他所有的骄傲与敏感,他所有的单纯与天真,都藏在这里。

雷老师是个极认真且没有学会敷衍的人。他看稿,看得又快又准,所提的意见皆高屋建瓴,极为中肯。但他也会发牢骚,说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让他看稿,他辛苦地看了好几日,也提了意见,可对方却根本不当回事,于是乎,他便有些愤愤不平。看稿后提意见,不仅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啊。可如果有人(即便是并不相熟的人)称呼他为“雷老师”,塞给他一叠稿一本书,他又会认真地看起来。

雷老师经常劝人读的书是《朝花夕拾》,他自己闲暇时常读的书是《聊斋志异》。他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正大光明的养料,但他也绝不排斥西方著作。他从来不以权威自居,经常询问我们最近都在读什么书,谁发表了好作品。他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都很敏感,非常懂得归纳和整理。他对文字的吞吐和消化能力,是多年练就的功夫。有一天,他发微信给我,夸我在《文艺报》的一篇讲纪实的文章写得好,还说,“专门收藏了”。

对作家村村民的成长,雷老师从来都不吝表扬。《工厂女孩》出版后,他赞誉有加;散文集《双重生活》出版前,他认真地写了序言;读完《工厂男孩》后,他说,“比《工厂女孩》还好”,但同时也对我提出了批评,“要拿出更力量的作品才行。”

在我的书架上,有两本雷老师的签名著作:《皋兰夜语》和《黄河远上》。一本的落款是2014年7月7日、樟木头;另一本的落款是2017年11月21日、北京。雷老师每年都要看大量的新书,可他自己出了书,还会像孩子般开心。他说要给我送书时,我连忙摆手,“不要不要,我自己在网上买就好。”我知道出版社给作家的赠书不多,他送的书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可他却认真地说:“要送要送。”

雷老师其实打心眼里不喜欢别人叫他“老师”。他不想当老师,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学习的热情,还能再往前走一些。他不愿故步自封,也不愿画地为牢。他常说:“我眼里没有高和低,我不把人分成等级,这是我的天性。”如果有人对他轻慢,他只在心里冷笑一下,“这算什么”“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这几年东莞文学的发展和雷老师密不可分。雷老师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作为评论家、散文家的形象,更是他作为一个鲜活的人,如何努力让自己活得不平庸的典范。缅怀雷老师最好的方式,就是捧读他的书。只要打开书,每一个字就都活泼泼地跃动起来,它们让雷老师的声音继续回荡在人间。(丁燕)

作者简介:

丁燕:诗人、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2010年移居广东东莞。2011年获“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同时从事小说、散文、评论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木兰》、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工厂男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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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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