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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泰斗”宿白 一生献给祖国考古事业

核心提示: “宿白先生今天早晨6:05分在北医三院病逝。痛失恩师!”2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确认了这一令人遗憾的消息。

“宿白先生今天早晨6:05分在北医三院病逝。痛失恩师!”

2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确认了这一令人遗憾的消息。

宿白,字季庚。1922年8月3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同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创立。在中国考古学初创之际,宿白“应时而生”。怀揣着对历史的兴趣,宿白先生于1940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求学,并在毕业后进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攻读研究生。

那时,北大文史哲领域大师云集,宿白先生不仅研修专业课,还经常旁听外系的课程。他听历史系的冯承钧先生讲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听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与金石学,听哲学系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魏晋玄学。宿白先生的学生、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张忠培先生赞叹宿白先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能将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这种博观约取、兼收并蓄的治学理念,为宿白先生日后的考古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全国首个考古学专业,宿白先生任教研室副主任,主管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教学与行政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光冀由此感慨“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宿白先生被任命为第一任系主任,先生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北大考古教育的发展。宿白先生的学生们都知道,听先生讲课是件很累的事。他的授课内容丰富、逻辑极强,没有为了课堂效果而加的段子与故事,全是满满的“干货”。宿白先生要求研究生生必须手抄《汉文佛经目录》,在过程中发现问题,随时与他在课堂中进行探讨。

杭侃教授回忆道:“对研究生而言,先生一贯的理念是,你必须得问。”宿白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先生1979级的硕士研究生、著名考古学家安家瑶对跟随宿白先生进行石窟调查的经历印象深刻,她至今都记得“(跟随先生)天天都要写记录、画图,老师还要把记录收上去批改,连字写得不端正都批评。”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正是参加宿白先生带领的田野实习时第一次来到莫高窟。她说:“我来敦煌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

2006年,在敦煌工作了四十余载的樊锦诗终于完成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初稿,赶忙送给老师过目,但宿白先生却不满意。经过反复几次修改后,这本报告直到2011年才最终出版。2004年,教学育人五十载的宿白先生因身体原因不再继续授课,但他依旧关心着北大和北大学子的发展。2010年,宿白先生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总数逾万册,其中不乏珍稀的线装书、金石拓本。这些书籍如今被收藏在北大图书馆“宿白赠书室”,供北大师生借阅,这是宿白先生留给北大的一笔宝贵财富。

2017年4月29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泰斗”和新中国考古人才重要培育者的宿白先生。95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腿脚行动不便,已有多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此行回访母校,宿白先生不为见故人、寻故景,而是为了一睹赛克勒博物馆新近陈列的“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展”。

“只要有考古新发现、新材料,无论多忙、多远,先生一定会亲自前往调研。”杭侃师从宿白先生多年,提起先生时总是发自内心的敬意。他说宿白先生一生淡薄名利、潜心治学,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如宿白先生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在2016年5月召开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宿白先生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肯定。但对宿白先生而言,这些荣誉称号并不重要。在先生看来,他“就是个北大的教书匠”。

接下来,让我们在杭侃的文章中,认识这位考古学泰斗。

宿白,字季庚。1922年8月3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4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兼教研室副主任。1979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首任系主任,兼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同年担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美国洛杉矶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2000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宿白未刊讲稿系列》。2016年5月,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94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这是对宿白先生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的肯定。

1944年本科毕业以后,宿白先生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个时期宿白先生听了许多外系的课程。如冯承钧先生的中外交通、孙作云先生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的古文字学、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等,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宿白先生的职业生涯是从北大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经冯承钧先生介绍,宿白先生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这为他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先生晚年的一件大事,就是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共计图书11641册并金石拓本118种。宿白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一年多之后,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经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商量,宿白先生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工作,这样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宿白先生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工作。2013年,宿白先生荣获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这是北大教师的最高荣誉。在相关的报道中,有一位记者用了《此中无限兴考古可醉人》作为标题,文中写道:先生的人生显得波澜不惊,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始终在历史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天地里,求学、治学、讲学,心无旁骛,如痴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现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段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宿白先生的田野考古报告和论著、讲稿正式出版的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和《宿白未刊讲稿系列》6种,都是相关领域的经典之作。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宿白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库区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

1954年,宿白先生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1957年《白沙宋墓》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白沙宋墓》的编写无先例可循。至今整整50年过去了,《白沙宋墓》一版再版,其开创的编写体例和对墓葬结构、墓室壁画的精深考证,仍深刻地影响着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徐苹芳先生在《重读〈白沙宋墓〉》中写道:重读《白沙宋墓》,使我体会最深、获益最大的是对宿白先生治学方法的认识。宿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所谓“小处着手”是指微观,“大处着眼”是指宏观,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有机结合。治学要从微观做起,从收集史料(包括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鉴别史料(史料的真伪和来源)、利用史料(指尽量利用第一手史料),并在最大限度上获得接近于史实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与当时社会历史有关的重大问题,这便是宏观的研究;微观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微观研究做得愈细致愈扎实,宏观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这样一部“微观”与“宏观”相互结合,“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典范之作。

宿白先生是公认的中国佛教考古的创立者,1996年8月出版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共收入宿白先生自1951年迄1996年间的23篇论文,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中国石窟寺研究》出版后即获得美国史密森学会的第三届“岛田奖”,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该奖项,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被誉为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宿白先生在学生时代就曾经参观过云冈石窟,深为“巨壮,世法所稀”的云冈石窟造像所吸引。

1950年,宿白先生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组织的雁北文物考察团的勘察,又曾到大同云冈考察。次年宿白先生去敦煌勘察石窟,他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就是从云冈和敦煌开始的。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敦煌七讲》的专题讲演中,正式提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问题。徐苹芳先生指出:“什么是石窟寺考古学?简单地说便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石窟寺遗迹。考古学的方法最基本的是层位学(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

但是,石窟寺遗迹属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毕竟和史前考古学上的各类遗址不同,如何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清理、记录和研究石窟寺遗迹,确实是一个新课题。”宿白先生认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有四个研究程序:对石窟寺遗址作忠实、客观和科学的整理记录,达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毁废后,能根据记录基本上恢复其原貌之标准;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研究;分期分区的研究;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同样体现出宿白先生“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治学方法。《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是在宿白先生年近70,受西藏文物部门之邀,为了整理1959年藏地佛教遗迹调查资料而进行的研究成果,被学界称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自公元7世纪中叶迄20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

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宿白先生曾于1959年6月赴藏,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调查工作,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大部分佛教寺院。宿白先生回忆1959年西藏之行的时候说,“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当时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宿白先生拿的是一台“莱卡”机。

除了照相,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笔记。宿白先生还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调查全过程。当时,几乎每调查一座寺院,先生都会绘制平面图和立面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虽是步量目测,却“八九不离十”,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田野调查的功力可见一斑。

1988年8月宿白先生再次赴藏的时候,得知当年调查的有些遗迹遗物已经不存在。西藏归来,他开始整理30年前的调查日记,此时他已经年近七旬。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参考藏地文史资料,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了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参考了260余种汉文、藏文和外文资料。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努力,1996年完成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在这本书中,宿白先生主要从寺院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筑中常见局部构件——柱头托木的演变两大方面,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并列出详细的藏传佛教寺院分期图,结合这个分期,阐明了各时期演变的社会意义。

先生自陈:“写的时候,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候。”“只盼能有益于今后的工作,无法顾及其他。”宿白先生治学严谨,每篇文章都经过反复修改之后才会公开发表,绝大多数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每部文集结集出版的过程中,宿白先生都会亲自加以修订,如收录在《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中的《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文后注明“本文初稿写就于1997年,最后一次修订于2007年11月”;收录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公开发表于1956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7年10月再版的时候,增加了两处注释,增补了四处内容,此文初稿成于1951年3月,至1987年10月校讫,已逾36年。宿白先生常说“校书如扫尘”,有些文集出版之后,他随即加以勘误。

1996年《中国石窟寺研究》出版,宿白先生做了长达三页的勘误表。所以,宿白先生的文稿即使再版,也并不是原样重印,许多文章都经过先生重新修订。宿白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足以为后学者楷模。宿白先生不但重言传,也重身教。他潜心治学,从不参加无谓的社交活动,但对于考古新发现,只要是身体尚可,他就会亲自去考察。我曾随先生赴内蒙古、河北考察,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先生已经调查完古城归来。到河北宣化调查古建筑的时候,先生告诫我要先看清楚再记录,自己则边步测边记录,当时的调查资料,后来发表在先生的《宣化考古三题》中。

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教学岗位奉献了一甲子,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先生在总结宿白先生为中国考古教育作出的贡献时说:“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位主要创办人,同时,他也是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我国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国大陆,还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区与国家。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在学界,常有人评价宿白先生“霸气”。无论什么场合,面对什么样的人,宿白先生从来都是同等对待。在他的学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看来,宿白先生其实只是“在尽一个学者的本分”。在学术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只要没有足够的材料能说服他,宿白先生就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1938至1945年八年间,京都大学的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自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其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最高研究水平。但宿白先生却结合文献与考古实际,质疑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论,于1978年在《考古学报》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系统论述自己的观点。作为日本佛教考古研究的权威,长广敏雄自然并不信服宿白先生的观点,他先后两次撰文,激烈反驳了宿白先生的研究,甚至对先生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1982年,宿白发文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并论证了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最终,长广敏雄于1990年在《中国石窟》丛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中《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在其中一个“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这场宿白先生与日本学者的论争,最终确立了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学术地位,宿白先生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可以说,宿白先生的“霸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作为一名学者的坚守。而在生活中,他实则是个十分谦和的人。面对虚心求教的读者来信,宿白先生总愿意抽出时间逐一回复;面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他也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因为“只要新材料不断涌现,考古发现的改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文物保护事业,宿白先生充满温情关怀。作为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他多次为文物保护建言献策。(记者 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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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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