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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绿洲:哈密

核心提示: 它是一条路。它是一条路。而它是这条路上的第一个绿洲。这条路从中原长安出发,穿行过新疆后,至中亚、西亚、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这是条由几百段黄色沙漠和几百个绿色城市组成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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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条路。

而它是这条路上的第一个绿洲。

这条路从中原长安出发,穿行过新疆后,至中亚、西亚、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这是条由几百段黄色沙漠和几百个绿色城市组成的路。这条路由荒凉的沙砾和繁华的树叶,寂沉的星空和喧嚣的河水,累累的尸骨和濛濛醚味的沙枣花香共同构成。这是条矛盾之路,也是条生死之路,更是条信仰之路。

而哈密,是这条路从长安出发后进入新疆的第一个绿洲。

而我已离开哈密久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我青春的胚胎岁月,然而我却对出生地的历史、地理和特点浑然不察。直至离开,亦只是感觉此地是个分水岭,从此人生便要开阔起来。然而,当我在中年之路上喁喁独行,如夸父追日般气喘咻咻时,我会时常地想起它:哈密。

成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到达别的城市,乃至长居于别的城市,但我却一直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警惕。好像我越是远离故乡(乌鲁木齐、深圳、东莞离哈密越来越远),越是要找回自己与那个绿洲小城间的关联。重返哈密,一次又一次后,我终于发现这里是我站稳的支点,是我维持平衡的源头。这个小城,是我终生都要维护的根基所在。我以此解释自己为何会不断地写作——“只要我还有疑问而又没有答案,我就会继续写作”。我的世界是从哈密开始的。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地方都是我的史前史。

不,写在各种调查表上的籍贯和我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而哈密才是我记忆的原点。当我意识到出生地的特殊性时,终于明白何以我和迁徙之间有着隐秘联系。原来,我出生在世界上最长的通商之路上,这里曾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点,在“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之前,这里曾异常繁华。我认识世界的最初模型,就是这个丝路古道上的小小绿洲。这里虽然面积不大但却异常完整,为我的精神夯实了根基,让我在日后的迁徙路途中,虽深感肉身之颠簸,但却并无精神上的强烈漂泊感。

2017年7月,我决定重返哈密,就像一个圆圈最终要回到起笔之处。

当我行走在哈密的街道上,蓦然想起三十年前的7月,发生在这个城市的温暖一幕,当山洪冲断了铁路,致使九趟列车停运,一万多旅客滞留火车站时,这个当时只有十万人的城市里,有六万人加入了救援队伍:自发且免费地送茶水送西瓜,送馒头送包子,送药品送帐篷。那时的哈密火车站,是个只能容纳三百人的二等小站,一下子被众多旅客拥挤,变成了个人的海洋。但是,五天五夜过去后,等火车再次启动,旅客中竟无一人挨饿、中暑或典当物品,此间亦无发生一起民事纠纷案件。

——为什么会是哈密?

——为什么会是哈密人?

也许对家乡的梳理,一定要在离开家乡之后。发生大事件的那一年,我16岁,刚刚在《哈密文艺》上发表了处女作(一部三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三十年后,当我试图探讨这个事件的原因时,我并不想过多思考新闻提供的显性因素。也许只有当自己经历过颠簸和挫折,人才会用另一种视角进行审视——我想探讨的,是潜藏在这个事件背后的,那独属于哈密的城市气质。

城市和人一样,都有其各自的个性。当我生活在哈密时,因年龄和见识所限,并未注意到这个事实——哈密,根本是一个从传奇之路上衍生出来的城市。哈密既不是古都、名邑和圣地,也不是重镇、商埠和特区,它只是一个边城,一个规模不大的边地小城。且看那东天山脚下的巴里坤草原,曾有过多少战士横刀立马,挥戈上阵。这种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注定了哈密和紫禁城、上海滩、成都府的气味截然不同。甚至,哈密和那些坐落在丝绸之路上的其它城市也大相径庭——贾平凹纠结于“老西安”的历史醇厚,布罗茨基念念不忘圣彼得堡的辉煌昨日,卡夫卡让人们看到了布拉格浪漫之下的荒诞,帕慕克则固执地认定伊斯坦布尔是座“忧伤之城”,而让卡尔维诺着迷的罗马则被称为“城市之王”——然而,这些特点都不属于哈密。

如果实在要选择一个词来形容哈密,我的直觉闪电般找到了它——古道热肠。

哈密因丝路古道而诞生,所以这个城市几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离海洋更遥远。无论在汉、唐、清等时代被称呼为何种名字,哈密的本质都是一个大漠驿站。如果说“古都”到处是可供寻觅的陈迹,可供流传的故事,那么“古道”则被历史的尘埃覆盖,经常以断壁残垣的形象散落于边缘之地——此“古”非彼“古”也。哈密是从长安出发后进入新疆的第一个绿洲,地方虽然小,吞吐量却极大。当它把来自东西南北方向、黄白黑棕肤色、贵贱贤愚身份的人吸纳又吐出时,这里便弥漫着一股热血沸腾、豪气冲天的粗犷味。

哈密的外表十分具有冲击力。太阳、沙漠、光线和色彩,一切都那样强烈。天空蓝得耀眼,而冰山又那样刺目。然而,这里却充满了悖论。各色人等汇聚于此,都会和一个意向劈面相逢——天堂与地狱的双重组合。这里也有葡萄架,人们也会在葡萄架下唱歌跳舞,但这里的生活根本不是陶渊明、王维的“田园短歌”——这里的生活更惊心动魄。在这里,绿色总被黄色夹击着,一点点、一块块、一片片;在这里,河流很容易在荒漠中消失,车坏马死是常事;在这里,如果不携带水囊进入戈壁,人很快就会瘫痪倒地;在这里,牧羊人辨别方向,靠的是石堆路标(如果是三个石头叠加,则表明前方有水、有路、有人家);在这里,只要有条坎儿井,就能在黄色海洋中浮起一个绿岛。虽然一个岛能看到另一个岛的烽火狼烟,但中间却是令心脏收放强烈的无人区!

只有到了这遥远又遥远的边地,你才会明白那些慷慨激昂的“塞上曲”“凉州词”“燕歌行”“伊州乐”因何诞生。这里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每一次的转变都那样突然——总是被中心辐射出来的涟漪所牵。好像大漠是个舞台,让这里上演一出出戏剧,每一幕都有其各自的轮回。世事如此苍茫,繁华转头成空。而人呢?无论背景如何变化,人都要凭借腔子里的这口热气活下去。于是,豪迈之情点燃了鲜血,人又一点点地向前,去接近那个绿洲。终于终于,人看到了那些名字——柳树泉、沙枣泉、一碗泉。嗨!他看到的哪里是泉,分明是生命的希望。

虽然这里的人们和别处一样朝九晚五,但生活毕竟是简单化的,和深圳、东莞等地的多元形成强烈对比。作为塞外小城的哈密,又和莫言笔下的高密,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迟子建笔下的漠河完全不同。在哈密,还弥漫着一股独属于要塞的豪侠之气,充满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特殊氛围。作为西域古道上的襟喉之地,这里混杂了宽容精神、人道主义和英雄气概等多种元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江湖义气。电影《无人区》选哈密作为外景地,也许便嗅到了这个特点。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哈密人的特点皆拜此地的历史地理所赐——因为生活在大漠、戈壁、荒滩和砾石间,这里的人知道作为人的局限性,知道人和人之间是需要帮助才能共同生存的。或者,哈密的封闭性就是它的开放性——正因为地处偏远和交通不便,让这座城市没有遭遇都市文明的侵蚀,让这个城市的市民还没有学会斤斤计较、精打细算,反而心胸开阔、爽朗顽健。也许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才能达到全城市民自发出动,免费送水送饭送药的壮举。人们这样做的时候从容而自然,就像顺手推了一把别人滑溜下来的车。

哈密是美好的。

而要体验到哈密的美好,需经过长时间的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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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密读书的时候,是个孤独的小女孩。我的成绩一般,考的大学也一般。而我这样一个敏感而自卑的孩子,却狂热地爱着文学——此间,我已发表了不少诗歌和小说。那时我想,如果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就一定要逃离这个“土气”的家乡。虽然对未来谈不上有明确规划,但我却凭借敏感知悉,我出生的地方是狭隘的,这里的生活是简单的,这里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如果我长居此地,那周围黄色沙砾般的盾牌,便会处处限制我、阻碍我。很快,我便会在这个干旱之岛上耗尽心力,变得和周围女孩一样,眼神里充满忧伤,结婚生子,陷入庸常。

离开小岛,游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是1993年时我最强烈的想法。于是我来到了乌鲁木齐。这个城市的冬天令我大惊:那无止尽的黑雪、结冰的道路、雾霾笼罩的天空。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哈密的阳光那样珍贵。哈密简直堪称“阳光小城”:一年四季都阳光普照。我终于能站在一个远距离的地方,回望自己的家乡了。那时,在我的内心模模糊糊地涌动着一个想法:我家乡的土地是热性的,那儿的人心也是热的。

但我已无法回家。我在乌鲁木齐的痛苦不仅表现在生活的动荡(我不断搬家:小西门、幸福路、阿勒泰路、青年路、五星路),更表现在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写作方式(这和我并没有深入地了解自己及我所处的环境有关)。虽然我能感知到自己的不足,试图以阅读和写作来弥补,但是,我并不知道写作中存在着的特异性、特定背景和特定文化,一定要以特定的方式来写,而方式和方式之间是不能互换的。事实上,我从这个城市的很多作家那里都得不到指点,不是因为对方写得差,而是我所拥有的素材和对方之间的差别太大。当我试图用当时流行于西部的那种雄厚的、阳刚的方式来创作时,总感觉调门不准,没有写到位。

有那样一段时间,我是忘记了哈密的。我在痛苦的煎熬中,只盯着眼前琐事,而没有让心思脱离开焦躁。等2010年决定要离开乌鲁木齐时,我感觉自己已平庸得无任何特点。这一年盛夏,我跌入广东的大蒸笼里,大汗涔涔。我没有办法解释我看到或体验到的是什么,我只是越来越明白——我和别人不一样。在一个聚会中,当我拒绝“跳个舞”时,周围目光饱含质疑:你不是新疆人吗?

离开哈密后,我便成为了一个“游牧之人”,一直处于一种无法归属的境地。即便现在我已拿到其它省区的身份证,但我的心还是很难安置于某些团体中,我的写作亦很难规划进某些流派中。难道我的一生都将上演各个方向的“出埃及记”?难道世人对我的观感总要停留在“异旅人”的印象上?引发我在生活和写作上“双重逃逸”的原点又在哪里?

于是,在远离哈密的地方,我变成了一个矛盾之人——我和哈密之间充满了对抗的力量。因为此刻的我,既谙熟于它,又陌生于它。它既像胎儿般涌动在我的血脉里,又像少年般晃动在我的瞳孔之外。现在的我,根本无法对它进行清晰塑型。我曾试图像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通过写作来概述我和它的命运,然而,我一次次感到能力有限。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我是个从头到尾都在困境中挣扎的作家,因为我并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我的“开头”(如果每个人都能清晰地廓清自己的史前史该多好),所以,我根本无法控制我命运的走向,更无法安排我的结局。

偶尔的瞬间,我会想起哈密,如果当初没有离开哈密,生活是否会更顺当一点?我在湿热的岭南意识到,在我和故乡之间,已经阻隔起一道巨大的鸿沟。现在的我,属于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有着一整套独属于自己的礼仪。这个小社会既与故乡斩断了脐带,又和身处之地没有任何联系。这个小社会的成员只有我们一家三口。

从2010年8月至2017年7月,虽生活困顿漂泊,但我却被强烈的写作欲所笼罩。也许当一个作家身处颠簸,他就不得不打开所有的细胞和觉知去思考,因为他要把所有器官都张开来获取信息,他要自保要突围,所以他也许会把生命的潜流给撞击出来。我是深受迁徙之苦,才会把目光投射到打工者身上的。一个闷热到喘不过气的夜晚,我下决心要描述那些被称为农民工的人。这些人来自贫瘠的乡村,是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创造者和见证人,但却承受着极大的社会不公。他们的存在已是必不可少,但他们却总处于被忽视的状态。经过六七年的时间,我最终完成了?工厂三部曲?:《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工厂爱情》。

我居然扛了过来。在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采访磨难,又经历了夜以继日的艰苦写作后,我居然挺了过来。是哈密人的执拗一直在支撑着我吗?即便大多数的时候,我的行为都像个女版唐吉坷德,但我却从未妥协。本来我是那只生活在千百万个蜂巢中的、可以被忽略的一个,但我却用一种最私人、最隐秘的燃料个人的热望和决定,去书写了一群人的命运。因为这种书写,我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变得坚强了起来。

自1987年在《哈密文艺》发表处女作已过去三十年,世界已改变了其原有的模样。

也许重回哈密,重新书写故乡,对我来说已是必然之事。就像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那般,一直以来,我都隐匿于我的文字之后。然而,每一种写作,都是某种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洞察力的产品——所以,作家根本无法回避他的故乡。也许不仅是对作家,甚至对于大多数不写作的人来说,一生当中至少应该有一次反思,带领我们检视自己的出生地。我们何以出生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出生在这里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应该抱怨还是接受?我们是否有能力展开自己的第二个人生?

2017年7月,漫步哈密街头,重新看到了葡萄架和白杨树、坎儿井和东天山后,我是激动的。我惊诧地发现很多柏油路此前从未见过,很多新的建筑群拔地而起,而高速列车从哈密至乌鲁木齐只需三小时(此前为八小时)。1998年的火车站早已不是当年地模样,已变身成一座现代化建筑。原本乡村味十足的小城已有了浓郁的城市味,但我却没来由地相信,那份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古道热肠”,应该没有太大改变——因为这个城市的内核没有太大改变,人们的心理基因也没有太大改变。

我重新回到了哈密,试图重新体验这座位于辽阔空间,有孤傲冰山守卫,充满传奇故事的城市。也许只有重新折回到根部,从沙漠的深处汲取力量,我才能真正理解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所孕育的那些奇迹,才能感知这个貌似荒凉的西北角,人们与自然及他人能和谐相处的秘密所在。我期待借助文字之河,重新走过故乡的山水一回。路途中,我将与逝去的亲人,以及我认识或不认识的家乡人重逢。我将在耐心地聆听后,写下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他们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我,替我在故乡顽强地生活。他们一直在绿洲上生活着,一年、十年、一辈子、几辈子,无所谓默默,也无所谓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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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燕,诗人、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著有诗集《午夜葡萄园》《母亲书》,诗论集《我的自由写作》,长篇小说《木兰》,纪实《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双重生活》《沙孜湖》等。《工厂女孩》获第九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第一名,新浪读书2013年“中国十大好书”、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低天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与爱》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东莞文学艺术大奖;散文《断裂人》获百花文学奖散文奖;散文集《沙孜湖》获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金奖;散文《东天山手记》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工厂男孩》获亚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好书。现居广东东莞。(丁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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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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